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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间 三十几年的人生尽在这一剪刀里
发布日期:2019-08-11 03:0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从小到大我的头发都从未超过半寸,后脑勺扁平,头发粗硬,远看整个人就像一把会跑会跳会叫的黑毛刷子,因此,爸妈给我理发总是很频繁。

  那时候,也不叫理发,叫剃头——母亲总笑说,你的头发蘸一把洗衣粉就能直接刷鞋了,哪有“理”的必要呢?——手动推子抵住头皮,随父亲手指的运动一路剃将下去,黑毛刷子就消失了。推子是30年前的老样式,形状古怪,像一件缩小的兵器,不锈钢质地的,一贴脖根冰凉,激得我呲牙。父亲就笑,推子放掌心上捂一会儿,再贴,便多出一种体温。

  推子平时装在饼干盒里,陪伴它的还有一柄小刷子和半截窗帘。刷子是用来清理推子的,每次用完,都会里外里刷好几遍,再滴两滴机油,父亲对它的细致体贴,远胜给我剃头本身;那半截窗帘给我用,上面印着一只抱着竹子啃的熊猫,脑袋被母亲裁了,我的头从熊猫脖子钻出来,围在身上,挡着发茬儿,每次剪完,母亲都负责洗窗帘,连同我剃掉的头发。

  母亲也给父亲理发,用熊猫窗帘围住他,抱怨手动推子不好使;她自己的头发自来卷,不让父亲理,只让父亲用镊子揪白头发。父亲的白发出得更早,也让母亲揪。俩人一边互揪,一边说“揪一根长十根”。

  我小时一直以为这是他们百开不腻的玩笑,等到他们头发全白了,才明白这竟是线

  上小学后的几年,我交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,李兴隆。上课时我们坐得远,一下课就勾肩搭背一起上厕所,放学后则跑到学校后面的小河沟,和其他男生一起脱光了在里面狗刨。有一天,李兴隆说不想再去河里狗刨了,因为他肚子底下长出“胡子”了,“很磕碜”。我肚子底下其实也长胡子了,本来不觉怎样,让他一说,也觉得磕碜了。

  我问他长多长了。他说没他爸的长,我说我的也没我爸的长——当然,我们比较的是爸爸们嘴上的胡子。我问那我们咋办。他说,既然是胡子,那就剃吧。

  李兴隆偷了他爸的剃须刀,和我逃了节思想品德课,一起钻进男厕所。厕所又黑又臭,我捏着鼻子问他完没完事儿。没等他答话,暗处传来一声咳嗽,接着打火机就亮了,闪出教导主任的半张脸。

  我俩落荒而逃,在操场深处的松树林里,李兴隆系好裤子,说因为太暗,怕伤到,还没刮完呢。他埋怨我一点忙也不帮,我只得把自己家的手电藏在书包里,过了两天又逃了节思想品德课,跟李兴隆钻进了厕所。

  借着我颤抖的手电光,李兴隆一刀一刀刮了下去。完事我问他感觉咋样。他说有点痒,又问我刮不刮。我想既然他都刮了,那我也刮吧,可下课铃响了,他不停催我,www.4041234.com,手电抖得厉害,我只得慌忙系上裤子,剩那一半,等到下个礼拜的思想品德课才刮完——终于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狗刨了。

  然而,没过多久,肚子底下的胡茬儿就又冒出来了,比以前更粗更硬,我和李兴隆钻男厕所更频繁了,光逃思想品德课显然不够,连政治历史也一股脑儿都逃了。

  杨长胜比我们高一年级,据说能连踹两下回旋踢,是小河沟一带的扛把子。本来杨长胜肚子底下没长胡子,所以大家也都不敢长。谁知他最近看了什么录像,肚子底下不但长了胡子,而且长得毫无节制,大家也跟着不敢不长了——连这件事情都得唯一人马首是瞻,难怪李兴隆忿忿不平。

  胡子不刮了,小河沟却也被推土机和废砖头填平了。小学毕业后,杨长胜惹到了社会上的痞子,被摁住一顿胖揍,蜷着身体捂着脑袋,别说回旋踢,连声都不敢吱。大家见他如此不堪一击,才终于停止了集体崇拜。

  我和李兴隆带着蓬勃发育的身体,一起升了初中。上中学后我家就搬去楼房住了。那时全县好像都在急着往楼里搬,急着装有线电视。原来只能收中央台、省台和县台,装上有线后,突然多出好几十个台,刷一圈遥控器就要好几分钟,各种港台剧放个不停。

  爸妈如临大敌,严肃讨论后决定我家不仅不装有线,连彩电都不买,理由就是——怕耽误我学习。我自然不服,我的成绩本来就是中游偏下,还有啥好耽误的?

  好在我家那台黑白14寸很励志,虽然被新客厅衬得有点寒碜,但只要力道适中拍上几下,就能拍出好几个邻居家的有线频道:叶童版的许仙与白娘子相拥相偎;孙兴版的杨逍扑到纪晓芙身上;还有我们县的二台,没有新闻,不插广告,每天放四五部港片,中午还插播流行金曲MTV。

  彼时蹦蹦跳跳的《对你爱不完》最受我县青少年欢迎,每天从早到晚、念咒似地叨咕“对你爱、爱、爱、不完”,手也没闲着,就一直翻过来转过去。

  当然,对于男孩子来说,最洗脑的还是郭天王的发式——那种两边浓厚中间分开的蘑菇头是如此流行,在我们县一度被称为“郭富城头”。

  以我的发质,浓厚并不难,难的是把它留长:一来我头发一直很短,二来跟家里确实不好交代。我发咒赌誓,说只要能留头,就考进前十,母亲答应了。可等真考进前十,她又变卦了,说学习好的哪有留这头的。

  那时,李兴隆先留起来了,我把他领回家,告诉母亲学校现在都留这头,我要是不留就显得很不合群,跟老师同学都处不好关系。李兴隆也很配合,头发一甩:“阿姨,我、我、我也不想留,是我妈让我留的。”

  李兴隆妈妈和我妈过去也是同学,年轻时很漂亮,梳着及腰的辫子,边唱《浏阳河》边飞手绢儿,绝对的偶像派人物。既然偶像都让孩子留头发,母亲也就不再拦我了。我终于告别了父亲的推子。

  后来,李兴隆又把我拽到他家,指着我说:“妈,他上学期考、考、考第三,前面头发都挡眼、眼、眼睛了。”

  李兴隆的漂亮妈妈心服口服,不但允许李兴隆继续留头发,还煎鱼给我吃,让我以后常来,多带带李兴隆。我很高兴,因为去他家不但能看有线电视,还能时不时遛遛他爸那辆“高登125”。两个少年骑在摩托上,街市在耳边疾速而退,刚留起的长发迎风甩起。

  每次去,我们一等就是个把小时,桌上那几本《当代歌坛》早被翻散了架,用透明胶粘起来继续翻。

  老板下剪,老板娘洗头吹风,喷啫喱水5块,不喷4块。我和李兴隆都是要喷的,因为这样看起来才够“郭富城”。为保持喷完的形状,我们经常四五天不洗头,被家里痛骂。

  李兴隆成绩一路烂下去,他妈怕他考不上高中,就找母亲商量,想让我去他家住俩月。我妈想帮偶像这个忙,又怕耽误自己儿子,我没决定,父亲却从交警队带回一条消息——李兴隆的爸爸出车祸了。

  李兴隆俩礼拜没上课。再来就戴孝,头发也剪成了寸头。我才注意到他的脑壳很圆,留圆寸比“郭富城头”帅多了。他突然不再磕巴了,话也变得极少,我总觉得该跟他说点什么,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也不理我,两个人就没话说了。虽然还是出入同一间教室,却比在两座学校还远。

  李兴隆的妈妈很快改嫁了,听说男方比她大不少,还有子女。我妈很替她惋惜,说女的越漂亮命就越不好,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

  胳膊上的黑纱还没摘,李兴隆就开始频繁逃课,还学会了抽烟,和校门口的痞子在一起,骑着那辆“高登125”。没等班主任撵人,他就不念了。他爸爸生前在税务局上班,他也去穿了几天制服,偶尔在街里碰见,各路女人以各种姿势坐在他的摩托后面,我就低头装着没看见,他一踩油门呼啸而过。

  到了高中,县里又兴“刀削发”,脑袋顶着一堆碎白菜,鬓角一直留到能用手撮起来,被母亲形容为“长毛搭撒”。又赶上“拳皇97”横扫全县街机厅,最火的人物当然是八神庵——火红的刀削发挡着眼睛,全县青少年自此全部改留“八神头”。“南国风”没能跟上新形势,继续剪着“郭富城头”,橱窗还贴着四大天王,被晒得脱了色,天王们的中分偏分都成了花白色,越发显得过了气。

  我那时常去的铺子叫“青橄榄”,洗剪吹都是一位20岁出头的姐姐,爱穿裙子,爱抽烟,爱穿人字拖,爱把十个脚趾甲涂成两三种颜色。她单身,也没有兄弟姐妹,但不知为什么,所有人都叫她三姐。

  “青橄榄”其实简陋之极,只是个能烧炉筒的铁皮棚子,外面涂了蓝漆,窗上挂着“拳皇97”的海报,里面摆了一张床,一张椅,一面镜子,一小排沙发,一个洗头的盆,一口煮面的小瓷锅,还有洗剪吹的瓶瓶罐罐。

  三姐手艺其实也一般,打薄剪子都摆弄不明白,刀削发常常会变成狗啃发。可是来“青橄榄”的人却不少,而且相互熟络,等的时候也不急,挤沙发上吹着牛逼,颇有点小镇沙龙的意思。

  三姐的床就在沙发对面,从来不叠,胸罩内裤都掖底下,时不时留出点边角,惹得大家浮想联翩。有人想用下流玩笑吸引她的注意,她却一直专心对着镜子削头发。

  三姐自己的头发很长,染成暗红色,理发时总拂到我脸上。有时就算头发不拂,也会被她的鼻息拂到。我总觉得,这才是“青橄榄”生意兴隆的关键。

  不知是因为有高考压着,还是之前和李兴隆的经历,我高中3年都没交下朋友,只是和同班的小姜还算谈得来。小姜很聪明,尤擅解物理题,经常满纸画力矩分解图,以绕晕老师为乐。

  小姜好奇心强,问我为啥走路总低头,我就说八神就是这么走路的。他见我头发正面挡着眼睛,鬓角留到腮帮,又问这是啥发型。我嫌他烦,就领他去了“青橄榄”。可惜他头发太短,三姐用毛寸推子给他对付了一遍,钱都没收。

  我劝小姜先把头发留起来,再考虑削不削的,他听了愁眉不展。我也理解,他爸是高中的姜书记,专管校风建设——连书记儿子都留“八神头”了,这高中还能有未来么?

  然而小姜很有毅力,沉默而坚决地与姜书记周旋着,头发居然也慢慢留出了点意思。只是有一次,他在家午睡,突然被姜书记摁住,用父亲的那种手动推子好一番蹂躏。小姜觉得自己很惨,戴一顶鸭舌帽,上课时才摘下来。但在我看来,他也有点自作多情,大家都知道他爸是书记,他只要会解巨难无比的物理题就行了,头发有什么重要的。

  好在他的鬓角还算完整,这次蹂躏没有燃灭留头发的希望。对于刀削发,小姜自有一套理论:只要鬓角留到位了,刀削发也就成了一大半儿,三姐被逗笑了,“所以这次还不动鬓角?”

  三姐所谓的“他们”,就是沙发上的我们。我们起哄说当然不一样喽,他爸是姜书记。

  “你不会抽烟,又不说脏话,你到底会些啥?”三姐不理我们,只盯着镜子里的小姜。

  三姐一直没动过小姜的鬓角,头顶也只是用打薄剪子意思意思而已。按说她给小姜剪头应该很快,实际上却很慢,慢到我们所有人都不耐烦了。“三姐,你现在是计时收费了吧?”有人笑问。

  “不会说话就闭嘴,闭不上就滚!”头一次见三姐发火,我们都有点怕。此后只要小姜坐在镜子前,我们就都闭嘴了,烟一根接一根抽,呛得三姐开门开窗。

  在三姐的呵护下,小姜的鬓角留起来了。虽然跟脑顶的长度相比有点突兀,但照他的理论,“八神头”也不过如此了,他很得意,走路也开始低着头。

  小姜去“青橄榄”越发频了。三姐很会做生意,铺子前又摆了台球案,1块钱1杆,又在床下塞了几条烟卖,这下人更多了,有的干脆打球买烟削发一条龙消费。所以小姜去不怎么剪头,更多是帮着码球。全县物理最高分给一群小痞子码球 ,在那时也算是“青橄榄”的一道风景了。

  可惜好景不长,会考前后学校处理了几对早恋的,姜书记在学校大喇叭里疾呼:“同学们,人生能有几回搏,此时不搏何时搏!”之后,还把思想教育做到了自己家,趁半夜摁住小姜,连鬓角都推了。

  小姜一礼拜没来上课,也没回家,县里游戏厅也没去,所有人都急了。我偷偷去找三姐,三姐说他在“青橄榄”推了光头,又借200块钱,坐车去市里了。

  凭这200块,小姜白天靠客运站门口的烤地瓜和韭菜盒子过活,晚上就钻录像厅,该看的不该看的全看了。一礼拜后人回来了,好像一下就全变了,一直留光头,见女生不说话,只是拿眼斜瞅,成绩直线下降。姜书记怕他再跑,横竖不敢再碰了。

  小姜常逃课去“青橄榄”,球案从1张扩到3张,码球的少年却不再是物理状元,而是一个叼烟头的秃子,远看跟街上的小痞子没什么两样。

  高考那年,小姜300多分考上市里的师专,听说他每周末都坐车回县里,过家门而不入,吃住都在“青橄榄”。3年后混下文凭,就和三姐领了证,兑掉县里的铺子,在市里换了一间门市房,“青橄榄”重新开了业。

  高考后我去省城读大学,喜欢上一个女孩,叫赵一姝。赵一姝家住省城,喜欢看电影。有一回我们在工人文化宫看《恋爱中的宝贝》,赵一姝说喜欢男主角,因为他头发够短。我剧情都没整明白,随便答应了一声。后来一起看《谍中谍I》,赵一姝又喜欢汤姆克鲁斯了,说汤姆头发够短。

  我那时头发留到肩膀,再加上硬邦邦的自来卷,若染成金色,就是扑克牌里的J了。我不想因为头发惹赵一姝生气,便去了学校的“大学生理发中心”,简称“大理”,理发师傅都是大叔大婶,校领导的亲戚什么的,生意惨淡,气氛融洽。

  那天给我理发的大叔穿着利物浦球衣,电视里在重播欧洲杯小组赛,英格兰对法国,他让我起身,挪一下椅子,这样他工作和看球两不耽误。

  我也想看,就说不着急,慢点剪。大叔刷刷下剪,眼睛盯着电视,嘴上问我喜欢谁,我说英格兰,又问喜欢英格兰的谁,我说当然是杰拉德。他乐得撂下剪子:“那我就给你剪杰拉德头吧!”

  杰拉德正满屏幕飞奔,我琢磨他和汤姆克鲁斯头发一边短,赵一姝应该不会有意见,就欣然同意了。

  可惜那场比赛令人心碎:补时阶段杰拉德回传失误,导致齐达内罚进点球,英格兰2:1落败。大叔边看边骂,剪出来的就是狗啃的“杰拉德头”了。我顶着它,走到女寝楼下,给赵一姝打电话,她笑着飞奔下楼,笑容却被我的发型撞个粉碎。

  这话很冲,也很赵一姝,可十几年前的我更冲,直接走回“大理”,让大叔把头发全剃光,然后给赵一姝发了短信:“那就分手吧。”

  分手之后的暑假,我没回家,脾气很糟,赶上球场打群架,明明没我什么事,却非往人堆里冲,眼角被砖头蹭破了,血遮了半边脸。先去校医院,值班医生给缠块纱布又让我去省医院。我套着汗馊的球衫打了出租车,先出的血凝在脸上,后出的又盖上来。省医院的大夫上来先打了一针抗生素,收200块。又说缝针400,局麻600,总共1200。我穿球衣球鞋跑出来,哪儿来那么多钱。宿舍人又都回家了,我想了半天,只好给赵一姝打了电话。

  赵一姝没说啥,直接从家拿钱打车来了医院。我觉得自己窝囊,就跟她说600就够,我不用麻药,缝针不疼拆线疼。她冷笑,说,疼不疼都是你自己作的。

  大夫开始往我眼角缝针,赵一姝站旁边看着。因为没有局麻,我的记忆格外清晰:皮层9针,肌肉9针,一共18针。那针被止血钳夹住,肉里刺进去,肉里拔出来。每走一针,神经就刺激肌肉抽动一下。我心里默数着抽动的次数,整个人大汗淋漓,好像又踢了一场球。

  赵一姝确定我有钱打车回学校,便回家了。护士给我包上纱布,里面塞着蘸碘酒的棉球,嘱咐每隔两天换一次,切忌沾水。所以直到拆线,我硬是没洗过一次头。

  赵一姝给我发短信,说她回学校准备托福,又问我伤怎么样了。我说不疼,就是发胀。她说不会是发炎了吧,必须让她看看,我们就见面了。我还了钱,她帮我换的纱布。当时我的头发都不成人形了,她却也没说什么。

  我忍不住问她,杰拉德头到底咋惹着你了。她说外国人脑勺是圆的,你的是扁的,非得留人家那头真是自找嗑碜。后来我才知道,其实我那时已经有点少白头了,但都白在后面,自己看不着,赵一姝忍着没说而已。

  后来我想明白她是怎么想的了,已是十几年之后了。她在北美成了家,和我隔着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。

  很多年后,我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小镇做科研,白发也跟着一起突飞猛进。当地的美式理发店偏贵,又不考虑亚洲人的头形和发质,和许多男留学生一样,理发于我竟成了麻烦。后来,一位东北大叔解决了我们的麻烦,他既非留学,也非劳务输出,是从国内黑过来的,姓甚名谁无人知晓,只因逢人就说买彩票,大家都叫他彩票叔。

  彩票叔住在一间连吃带睡还能上厕所的地下室,上头是三层高的木头房子,房主是一对开中餐馆的越南夫妇,见地下室闲着,招个人住能防潮,便租给了彩票叔。去剪头,要先绕开那只盘踞在楼梯口的大花猫,再摸过一段满是霉味儿的楼梯,才能拐进彩票叔的地下室。

  “过来啦?”地下室昏暗,有股潮乎乎的糖蒜味儿,“没事儿,你先坐!”彩票叔拉开日光灯和角落的台灯,墙上的霉斑成片成片,跟画儿似的,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
  唯一不长霉斑的墙面立着块落地镜,摆了两张木质的酒吧椅,坐上去嘎吱作响。彩票叔在我肩上围了单子,坐另一张酒吧椅上:“先剪再洗,咱家规矩。”

  镜子里的他神情专注,半张着嘴,下剪又慢,好像把我的脑袋当成了工艺品。头发茬落在我耳稍后面,他先用小刷子刷,又说刷不干净。我说没事儿,他竟张嘴吹了。我干咳一声。

  彩票叔掏出包烟给我,说屁股能爆珠,让我试试。我摇头,他便自己抽了起来。镜子里,他的黑T恤被肚腩紧紧吸着,随烟头燃灭而收放。他边抽烟边絮叨,说越南人开的中餐馆忒难吃,想请他颠马勺,嫌乎油烟,端盘子膝盖又吃不消,正好在国内当过兵,没少给战友推板寸,就决定靠剪头发过活了。

  他又说,这阵子做梦总梦见小双。当初小双来芝加哥留学,自己办了张旅游签证就跟着飞过来了,结果小双又找了个白人男朋友。他无立锥之地,就来我们这儿混了。

  总算剪完了,他又吹遍头茬儿,才解开围单。来之前我打听好了,彩票叔剪一个收8刀,我掏出10刀的票子,却被他推回去:“头回来免费!”

  我又让了让,他便收了,也不找钱:“就当咱俩合伙儿买彩票,中个十亿八亿的,把曼哈顿买下来!”

  我顶着彩票叔的手艺,把这经历跟几个留学生说了,他们都笑,说他那个小双是一男的。我猛然记起他往我耳根吹胡茬的表情,便问以后再去用不用找人。他们更笑,说没事儿,彩票叔很君子的,“动口不动手”。

  果然,再去地下室,彩票叔也就是吹吹头茬而已,剪完还是不收钱,翻出半麻袋蛋卷,问我能不能帮个忙。我没说帮也没说不帮,他已打开一包字条,原来是要拼那种在中餐馆流行的“幸运小蛋卷(fortune note)”。

  “这月房租还没缴呢,越南人让我塞这个,不塞就滚。”蛋卷既小又脆,他连捏碎两个,也塞不进半张纸条。我帮他塞了几个,见半麻袋太吓人,就琢磨着想走。

  “你有事儿就先走,我自己慢慢整。妈个逼的,老子是扛过枪的人,居然给越南鬼子塞这玩意儿!”

  “200,包水电,也管饭,忒屌难吃,”他往嘴里塞了个蛋卷,嘎嘣嘎嘣嚼了,“要不你先串给我50,我把这月挺过去?”

  我还没搞明白“串给我”是什么意思,嘴上先冒出一句:“我身上也没多少啊。”

  等离开地下室,我把身上的30块钞票都“串”给了他,换回一把蛋卷和一张纸条,“你的价值不在他人眼中

  我随后就成了留学生们的笑话:“彩票叔跟所有人都塞过蛋卷,他一到周末就去芝加哥唐人街的赌场!”唐人街那个所谓的“赌场”,只是打通旧宅的墙壁,攒成一间厅子,纠集一票人,成宿成宿打麻将而已。粤语英语潮州话还有闽南话,彩票叔都能整两句,就是和唐人街的牌友学的。

  我笑问他上礼拜去芝加哥输了还是赢了,他也跟着笑:“输靠墙了!兄弟别见怪,我活半辈子活个啥也不是,就剩这点追求了。”

  我没辙,只好让他免费剪了两回头发。他反复吹嘘他在芝加哥的赌徒生涯,比如一般周五去周天回,连住两宿通铺,虽男女混搭,却井水不犯河水。再比如他每次去都能瘦下两斤,因为熬夜抽烟又不喝水。

  我不说话,他就摸着我后面的头发,说看你年纪不大,白的倒不少。我沉下脸,对着镜子说关你屁事。他的手就缩回去了。

  彩票叔一直不用电话,只建了QQ群,大家都在群里约时间。他虽有求必应,但回复不太及时,没人知道他是怎么上的网。只要能8美金剪个还算OK的头,也没人在乎其他的。群里的人越来越多,而且都很客气,一口一个彩票叔叫着,他也神出鬼没地回复着,直到有一天,忽然就没了音信。

  有人去了越南人家,大花猫还盘在楼梯口,地下室已经住了其他人。大家在群里七嘴八舌,有人说彩票叔回国了,也有说他回了芝加哥,可能在麻将馆里剪头发,也可能是和他的小双重归旧好,但彩票叔的ID却一直黑着,群里也就沉默了。

  很快又有其他中国人出来做理发,也是现金、低价。大家头发天天长,理过几次,也就把彩票叔这个群忘了。

  2018年的最后一天,我在曼哈顿。那时我已离开了小镇,在美国一路往北漂。爸妈嘱咐多照几张相,我便在韩国城搜了家理发店,一位韩国大姐,不算小费64美金——我理了平生最贵的一次头发。韩国大姐很认真地建议我该留什么样的发型配合我的头形:“你的鬓角和两侧怎么短都行,但脑顶靠后的头发要留长点,我再帮你定定形,这样就看不出来扁了……”

  我明白她唠这嗑儿是奔小费去的,大过节的都不容易,就笑着说照你的意思吧。大大姐仿佛受到了鼓励,又说我后面白头发太多,应该“认真考虑染染了”。她用一面小镜子照在我的脑后,我往大镜子里一看,小镜子里当真是华发丛生,“我天生这样,随爸妈,他们全都白了也没说染,我有什么好染的呢?”

  大姐放弃了,专心理发,完事用英语跟我说了句“新年好”。我付了她16美金的小费,大步走进万头攒动的时代广场,掏出手机,摆开笑脸,拍了张价值80美金的照片。

  我想起彩票叔走了之后,镇里开了间理发店,老板也是位韩国大姐,叫李金姝,当街挂的牌子,Lee’s Hair,伴着风铃叮当作响。因为价钱便宜很受欢迎。李大姐请过三位理发师:逢人就聊康德的“康德姐”,喜欢站在风铃下抽烟的娜塔莎,长着“能夹住口琴”的性感下巴的达戈……我曾是李大姐的老顾客,四位理发师的爱恨离愁,伴我渡过了在小镇的数年时光。几年前,高中同学聚会,大家才发现小姜结婚最早,最早有孩子,却依旧光头。那时他女儿要中考了,问我赴美留学是不是越小越好,还说钱不是问题。我说钱倒是其次,关键孩子太小不好适应,很容易影响以后的心理健康。他点点头,一阵默然,跟我干了杯酒,再没提孩子留学的事。

  初中同学20年聚会时,一位同学特意从国内把纪念T恤寄给我。T恤上印着每个同学的头像,李兴隆的脸也在其中,留着再普通不过的平头,发迹线介乎于M和T之间。我跟寄T恤的同学打听,才知道李兴隆在江浙一带跑经贸生意,挺好的,结了婚,又离了,没有子女,谈了个女朋友在沈阳,异地虽苦,好在还谈得来。

  还有赵一姝,不知道她现在说话还是不是那么冲,我只知道我的白发已漫过扁平的脑勺,染上双鬓,前面也有了燎原之势,但如今,却再也没法称其为“少白头”了。

  至于爸妈,他们的头发早白透了,不染不焗,总说在一个小破县城弄给谁看。可话虽如此,每次来美国看我前,他们都会大染特染,行李箱里还装着染发工具。我想劝他们不用费这劲,可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,爸妈的头发,我又怎么开得了口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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